在中国资产管理行业，范华是一个“独树一帜”的存在。
保送北大数学系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士，出任高盛全球风险模型部主管，任职中投公司资产配置部总监，出任招银理财首席权益投资官——这些标签中的任何一个，都足以构成一份亮眼的简历。但当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，便勾勒出一条横跨海外与国内金融业，纵贯前中后台，兼具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经验的独特职业轨迹。
2022年9月，范华加入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，出任其在华合资理财公司贝莱德建信理财的总经理；2024年升任贝莱德中国区负责人兼贝莱德基金董事长。她接掌时，贝莱德的中国公募业务正经历阵痛。成立五年来，贝莱德基金的公募规模在2026年6月底已达近120亿，在六家2020年后新设的外资独资公募中稳居第一梯队。
在一个盛夏的午后，范华与《华尔街见闻》深度对话，讲述了她从业一路而来的积累与体会，她对收益和风险的辩证理解，对资管行业发展本源的认知，对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的经营战略差异化的理解，以及对贝莱德中国未来业务的构想和蓝图等。
从学术到金融，见证风险管理的底层逻辑问：回头看您的职业生涯，从北大数学系到哥伦比亚金融专业，再到高盛，这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？
范华：我中学时其实就想学经济方面的东西，但当时有人建议我先打好数学基础。所以我先去了北大数学系，后来我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系，但很快就发现金融更接近我的理想，所以很快转到哥大商学院读完了金融博士。
1998年毕业后，我加盟了高盛，在风险管理部门。当时高盛在行业里各方面都比较领先，尤其是衍生品业务，需要很多复杂模型，也需要很多数学和金融复合背景的人。
我刚进高盛时就遇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（LTCM）那场危机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几个创始人本身就是学术界的大拿，但依然无法避免危机发生。
问：在高盛，你具体负责哪方面工作？
范华：我在高盛一开始主要负责衍生品的模型风险，先管纽约团队，后来参与整个高盛的风险模型的建设和执行。那段经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：
第一，高盛这样的机构的资产簿非常复杂，各类衍生品都会参与，交易和风控要同步跟上；
第二，高盛的风险管理文化非常强，技术手段和系统也非常优秀，学术和金融实践的交融非常紧密，这对做好风控工作非常重要。
风险管理的核心是“规避”不想要的风险问：高盛被外界公认为华尔街风控最强的机构之一，您认为一家金融机构“风控”做的好的原因是什么？
范华：我更倾向于用“风险管理”这个词。因为不论是在投资银行，还是资产管理，核心并不是简单的把风险降到最低，而是要管理风险、规避不想要的风险。
资产管理业务一定要承担能够承担的风险，去获取想要的收益。如果一点风险都不承担，就不可能获得收益。
高盛的经历让我比较早地理解到，风险管理不是说不冒险，而是你要知道自己在承担什么风险，哪些风险是你愿意承担的，哪些风险是你不应该承担的。
问：你在华尔街亲历了次贷危机的前半程，从中获取了怎样的经验？
范华：次贷危机的发生是有原因。美国当时经历了一个地产非常蓬勃的阶段。最开始时房贷本身是赚钱的，后来金融业开始信用下沉，通过各种方法把贷款发给一些可能并不一定还得起的人。这些贷款再通过金融衍生品被层层打包、分层，转售，导致整个风险在行业里不断放大。
这些潜藏的风险，在市场一朝反转后，触发了结构性产品的一系列机制并导致了市场上连锁反应，最后变成系统性的金融问题。
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醒，在金融行业里，哪怕你“躲”过了前面很多风险，一旦系统性风险来了，没有做好良好风险管理的产品和机构很难独善其身。
所以，对风险的认知和管理，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忽视。
资产配置是资管的核心工作问：2007年您回国后加盟了中投公司，这期间您有哪些收获？
范华：我回国本来是准备去参与高盛和工行合资的券商项目。但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，这期间我被借调去了中投，此后又加盟了中投公司。
中投公司是2007年正式成立的，这是中国首个主权基金，初期从团队到制度都处于探索阶段。
但中投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：它有很大的资金规模和影响力。全球最优秀的机构都会愿意来交流，同时中投公司也会派很多人去海外的主权基金调研交流学习，这些经历让当时的团队对大型长期资金如何运作有了很深入的理解。
我很幸运的参与了这样一个开放、透明的交流过程，也参与了资产配置框架的搭建（任职资产配置部总监），为几千亿美元规模的资金设定资产配置“标尺”，并推动执行。
我后来又在一线的固收和绝对收益部门任职，直接负责具体的投资工作。也是在中投公司期间，我正式从风险管理和中后台进入到投资的前台业务。
问：外界认为，中投的长期资产配置是非常成功的，这个资产配置的框架是怎么搭建出来的？
范华：对中投这样资金体量的主权基金来说，资产配置工作是核心的环节。对这种体量的国家主权机构而言，最重要的是搭好一个长期的战略资产配置框架，能够推动资产长期、理性的布局和配置。
当时，我们参考了海外主权基金、养老金的经验，也结合国情制定了一个较为长期、系统的大类资产配置方案，整体思路和全球通行的主权基金的“股债结构”的长期组合思路较为接近。
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考核周期。当时，我们把考核设定为长期的滚动考核，这对于长期资金非常关键。因为长期资本要能承受短期波动，才能拿到长期收益。
问：长期资金似乎都要忍受短期的波动？
范华：对。国家主权基金的体量通常很大，它不太可能做很多短差，所以应该按照大机构的资产配置逻辑去走。
大机构的资产配置逻辑，就是围绕战略配置目标做大的配置，适时的做“再平衡”，在股票跌得比较多时，通过再平衡在低点买入；股票涨得很多时，卖出一部分股票去买其他资产。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纪律性的过程。
如果你不能忍受短期波动，考核周期太短，那你持有的资金可能会因为反复的进进出出，而拿不到长期收益。
问：那战术资产配置呢？很多机构会非常强调战术配置和波段的重要性。
范华：战术配置的成功率会相对比较低，所以一般给它的风险预算不会很高。当然，投资团队总会积极寻找阶段性机会，只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可以。
海外养老金、主权基金等大机构，一般不会做非常极端的战术比例调整。因为很多事件的影响可能是几个月、一两年，但你的投资周期可能是10年、20年。背后还是要相信长期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。
问：再平衡在危机中往往很难执行？
范华：是的。如果遇到危机爆发时，我们临时来讨论再平衡，就会涉及“是不是低点加仓”的判断问题——这是非常难的。因为一旦遇到危机，大家都会觉得市场可能还会更低。
所以，很多长线机构的经验是：再平衡政策最好提前制定，在市场相对平稳的时候就定好。如果股票跌到某个程度，就自动加仓。如果等到危机发生时再讨论，很难讨论清楚。
亲历银行理财从资产池时代走向“净值化”问：从中投到招银理财，工作内容和性质有了什么不同？
范华：中投里我做过很多岗位。比如，资产配置部的工作有点像“参谋部”，既是资产配置框架的制定者，也是投委会的秘书处，参与协调和落实投委会的一些工作。
到了招银理财，我就变成了资产管理者。当时随着资管新规落地，银行理财行业的资产池业务逐步压降，产品和资产开始一一对应，这就是银行理财市场的资产净值化过程。
这个过程意味着，我们的每一个理财产品都要跟客户说清楚“定义”：我们是相对收益目标，还是绝对收益目标？如果是绝对收益，会配置哪些资产？
另外，银行理财客户的风险偏好相对较低，所以产品的管理过程中对于回撤要有更多关注。
回头看，这些安排对当时业务的开展很重要。
问：您在招银理财负责含权产品，对于理财客户来说，含权产品是不是较难接受？
范华：是的。但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：股债品种之间有时候是有“跷跷板效应的”。一个组合里如果稍微加入一点股票，不一定增加风险，从波动率角度看，反而可能平滑波动。
所以“含权产品”并不天然意味着更高风险。
当然，股票比例高了以后，股票波动会带动组合整体的波动增加，但在没有股票的组合里稍微加入一点权益资产，可能会因为组合的分散化效果，让理财产品呈现更好的风险收益特征。
执掌贝莱德建信理财：理解全球体系，结合本土现实问：2022年后，您到贝莱德建信理财任职总经理，一开始面临的挑战是什么？
范华：贝莱德建信理财是一家合资理财机构，所以，他们希望能有既了解中国理财市场，又理解海外机构文化和资产管理体系的人来加盟。
来到这里之后，我发现过去的很多经验都能用上。无论是学术背景，高盛时期的模型定价和风险管理，还是中投时期学到的全球资产配置、长期资金管理经验，在贝莱德建信都能发挥作用。
但挑战也很大。高盛是大型卖方机构，中投是国家主权基金，招银理财是国内大型银行理财子公司，而贝莱德建信理财当时是一家很小的合资理财公司，要从零开始创业，并且这个创业过程既要理解海外全球最大资管公司的体系，又要结合中国理财市场的现实。
问：贝莱德建信一开始为什么偏多发行低风险产品？
范华：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规则和市场现实。当时风险等级在R3以上的产品，面临销售流程复杂、销售难度比较大的现实。市场上R3及以上产品规模占总规模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。
当时我们考虑，如果一家公司要先活下来，还是要做一些传统理财产品，比如封闭式固收、短债类产品等，把基础打好。
同时，我们也会做一些有特色的产品，比如美元产品、养老产品、多资产产品。这些特色产品在相关市场机会来了以后，可以展示出更好的表现。
未来我们也希望推进一些”固收+”、多资产，包括能够投向海外资产的全天候配置类产品，体现出我们的差异化能力。
问：贝莱德建信的养老理财产品，整体表现在市场内非常突出，最初是怎么设计出来的？
范华：在首批养老理财试点产品里，贝莱德建信的产品和市场上其他产品不太一样。作为外资机构，非标等并不是我们的长项，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按照资产配置的本质规律，依靠对股票、债券等标准化资产的管理来获取收益。
当时，根据规则要求，相关产品应该是一个股票策略加国债的组合，而且国债用的是长债。但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，我们做了一个突破，把产品设计成了10年期产品，这样可以让我们的预期收益率更有竞争力一些。这应该是市场上比较早的10年期养老理财产品。
我们对相关产品的管理，也完全基于长期的市场化的视野出发，通过长期持有股票和债券，获取相应收益。回头看，过去几年利率下行，长债表现较好；股票市场也经历了一个调整周期后重新上行。现在看，这个产品业绩还是不错的，波动可能相对大一些，但中长期回报基本实现了我们的预期。
优化公募基金定位：在优势领域做差异化发展问：后来您成为贝莱德中国区负责人，也开始参与贝莱德基金的管理，这与之前的工作有什么不同？
范华：公募基金运营管理的挑战，比银行理财机构会更大。
全国理财市场规模和公募基金规模差不多大，但银行理财机构大概是30家机构，而公募持牌机构超过160家，也就是说公募机构的数量更多，行业竞争更加激烈，产品同质化也更明显。
在产品创设方面，公募行业里的创新产品需要逐个审批，部分容易做大规模的产品，已经不太容易获批。另外，作为新基金公司，缺少长期业绩记录，在进入机构投资名录上也会有点吃亏。
问：贝莱德基金如何找到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？
范华：我们首先还是要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这也是我们如今把更多精力放在系统化投资上的原因。
贝莱德集团的海外系统化投资团队有长期的积累，有成熟的量化方法，也有另类数据优势（贝莱德全球每年购买另类数据的开支达到数千万美元）。数据的优势，经验的优势，在系统化投资里是很重要的，这对后来者是比较高的门槛。
我们希望把海外比较成熟的系统化投资策略引入中国。不只是主动量化，未来一些主动基本面策略背后也可能用到系统化投资引擎，发挥贝莱德的系统化优势。
另一方面，对于中国市场有独到要求的一些产品，比如绿色债券产品，我们也认真对待。我们会根据国内市场的绿色债券标准、客户的预期，债券指数基金的成熟管理方式来处理投资。顺应本土化的客户需求，来完成绿色债券产品的管理。
贝莱德人才观：团队协作、文化认同、创业精神问：贝莱德中国在人才选拔上有什么标准？
范华：贝莱德整体文化和一些优秀机构类似，追求卓越，也强调团队精神。我们有一个说法叫“One BlackRock”。意思是，团队成员深度协同，共同奋进。
选拔人才时，专业能力肯定是基础。但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很看重是否认同贝莱德文化，是否有团队精神。资管行业并不是单打独斗，再强的个人也要能和团队协作，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非常重要。
贝莱德非常重视员工职业发展。公司重视员工的成长，公司有内部流动机制，也会鼓励员工在本职工作之外承担一些更复杂、更广维度的任务。虽然贝莱德未必是市场上薪酬最高的机构，但它的平台力量很强。
贝莱德倡导平等、尊重的内部文化。公司关注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性（work-life balance）。在贝莱德工作不需要打卡，如果员工有一些特殊需求，在能完成领导安排的工作前提下，我们的工作安排也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。
问：您期待当下贝莱德中国的团队具备什么特点？
范华：这两年我们非常强调创业精神。贝莱德在全球有很大的规模，但在中国，我们还是初创公司，国内市场的变化很快，我们的节奏不能慢，否则没有竞争力。
我们鼓励员工要有创业意识，要有解决问题的意识，遇到挑战不是简单说“这个不行、做不了”，而是积极地推进问题解决。在和海外对接时，也要积极推动海外资源和中国市场的需要匹配，和中国市场的节奏匹配。
我们相信，随着贝莱德中国的不断发展，本土团队能够获得的海外支持会越来越多，本土团队和海外经验发生的“化学反应”也会越来越多。
问：外资资管机构进入中国，往往会面临吸收国际经验和适应本土市场的双重挑战，贝莱德中国如何平衡全球经验和本土需求？
范华：过去几年，贝莱德做了很多本土化方面的工作。比如，公司刚成立时，对英文的要求比较高，后来随着公司逐步成熟，我们新招人才时，会把英文要求放低一些，更强调其在本土市场的能力。我们这几年引入了很多在国内做得非常优秀的人才，这让我们对本土客户、本土渠道、本土运营模式的理解加深了很多。
现在我们对国内市场已经比较了解。在这个基础上，要进一步去发挥贝莱德全球的优势。充分发挥这方面优势，克服国内市场产品过度同质化的现状，为我们的发展找到更多动力。
另外，现在国内利率较低，大家对全球配置的需求也在增加。作为海外大型资管机构，我们能提供全球视野、海外观点和多元资产策略，这也是我们差异化能力所在。
全球投资时代：希望成为中国客户的全球配置首选问：全球投资时代，贝莱德中国在中国资管市场的国际化趋势里能承担怎样的角色？
范华：我们之前提过，国际化有China to Global（出海），Global to China（入境）两个不同的方向。
China to Global这个方向。虽然受到一些额度和产品审批方面的限制，但我们相信大的趋势是，中国客户出于分散化投资的需求，会逐步希望做更多的全球配置，这个市场会慢慢地成长。
Global to China方向，2024年“9·24”以来，中国股市出现了慢牛行情，收益率有提升。和海外市场相比，中国资产估值相对合理。海外投资者也逐渐看到中国不仅有白酒、新能源，在科技、AI、制造业、机器人等领域也有实力。从资产配置角度看，海外投资者也会有提升中国资产在全球组合中的期待。在这个方面，我们也会认真做好准备。
问：未来三到五年，您希望贝莱德在中国市场能成为怎样的一家机构？
范华：我们希望贝莱德中国能够成为中国客户全球资产配置的首选。
一方面，我们背靠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，贝莱德集团能提供的全球资产、策略和产品非常丰富，可以给予中国客户很广泛的选择。
另一方面，贝莱德的中国团队有很多既有全球视野、又有本土经验的人才。我们也希望通过把这两者优势结合起来，能把全球更多的资产和成熟策略带到中国，让中国投资者能够分享全球配置带来的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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